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学说：1.制度性保障。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至于法学落后的原因，则是多个方面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法律教育开始时，主要是以学习苏联为主的。
（一）儒家法学这里所说的儒家法学，主要是指先秦儒家所创造的法学。如果要更加简单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理学的学术理论谱系进行划分，那么，法内之理与法外之理庶几可以穷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理学的两大领域。然波澜起伏，几历年载，卒能无恙，以至今日，非徒能不失旧物而已。从体用关系来看，仁为体，礼为用，将仁与礼结合起来，可以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用系统，同时也构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规范体系。孔子对礼的论述，体现了他对实在法的理解，相当于他在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方面的贡献。
在多种思想文化渊源中，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律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理学的思想渊源。根据 20世纪上半叶的法学格局，可以绘制出第三张法学版图，其间，西方法理学居于基础地位，偏重于英美的公法学与根植于欧陆的私法学为那个时代的六法全书提供了学理支撑，是为西方化时代的法学版图。（2）在日语法学史上，围绕对权利一词赋予不同含义并做相应解说，事实上打造了两个不同的权利概念，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法学流派：以汉语权利为中心的汉语权利学派和以和化权利为中心的和化权利学派。
[31]或许，这正好反映了作者面对汉语权利和化权利时在合理性判断方面的艰难抉择和彷徨犹豫。权力是法律授予的、包含在法律之中，是法律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权利的一部分。虽然此说恐非至当，然国家乃为达其自立之目的，而行使其正当之权力者。另一是人民对国家享有权利而国家负有相应义务的关系。
该学者在将权利中的公权中的国家之公权认定为国家以团体资格享有的团体权，即国权，认为国权对外表现为主权，但在国内的活动，表现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如果从汉语权利的角度看，所有这些都不过只是民商法学范围的话题。
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⑧]这是自1864年起形成的宝贵汉语传统之一，也是标准的现代汉语用法。汉语权利受日语法学影响或冲击的第一条管道是赴日留学回国人士，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在日本接受和化权利概念和观念，然后带回中国。二者虽有内外之别，而其本质则一也，故权利为法律之精髓，无权利即无法律。
这两个法学流派长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近现代中国的法学发展。国家公权包括一国与外国关系中的公权和在国内法上的公权。但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尤其到20世纪初，汉语权利实际上被修改得失去了自我，最后竟至于完全违背了它出生时的初衷，指称范围包括了各种公共权力，成了地地道道和制的权利。在推进上述变革的过程中，汉语权利变异为和化权利、和化权利返流汉语法学并向汉语权利回归的漫长历程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法学话语体系的得失，关键在于形成一个或少数几个相互关联的单纯型名词作为构成法学话语有机体的细胞。
汉语权利的基本特点，在于专一指称生成自个人（自然人、法人）所有之财产、体现个人利益的法中之权，[79]不包括任何法律意义上的公共权力。汉语权利与返流中国的和化权利也有过竞争，但势单力薄，无法抗衡和化权利的大潮，不仅尽显弱势，甚至近乎被遗忘。
所以，从法学专业角度看，他接受的权利、权利义务概念和观念，几乎没有可能不是或主要不是和化权利、和化权利义务，尽管张先生自己没有明说。[33] 平岛及平『法学通论』,泰东同文局,1907,国立国会図书馆影印本，54-55,56页。
到了21世纪，汉语法学迫切需要民族的、基于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即现代的）和面向未来的话语体系。同样，下面的论说也是以和化的权利吸纳我国宪法、法律相关条款中的权力内容后的说法：法律关系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而是法所构建或调整的、以权利与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这个事实固然表明当今汉语法学话语体系、尤其是其教学体系的落伍程度，但同时也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法学话语体系核心范畴的高度稳定性和适应弹性，表明形成新的基本范畴面临巨大困难。先看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出版的一本使用范围很广的有代表性法理学教材。[⑨] 在现代汉语中，当人们将人民做国民全体理解时或与敌人相对称确认人民权利时，这种本源性权利在理论上是可以包括公共权力的，但罕见使用。所以，执行法律的任何机关，除法律另有特别规定者外，绝对不能舍弃。
授与爵位、勋章及其他荣典（第15条）。其中，一些和制汉语法律新名词虽然今天看来是原封不动地进入了中文之中，但它们实际上曾遭到过修改或抵制，只不过这种努力最后被证明是徒劳的。
（3）它抽象自当代中国以宪法为根本的法律体系、法律实践记载和确认的个人的权利、自由、个人正当特权、个人豁免，与现行法律体系、法律实践十分契合。[57] 陶希圣：《法律学之基础知识》，新生命书局1929年版，第118页。
[49] [日]奥田义人等：《法学通论》，张知本编辑，湖北法政编辑社，1905年版第92-94，88-100页。[50] [日]织田万：《法学通论》，刘崇佑译，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第129页，第133-134页。
仅日本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博士1904年至1908年所办的5期法政速成科，中国学生就达2117名。该方案依托本土法制和人文资源，能很自然地吸纳和化权利的合理成分，应该可以成为汉语法学话语体系从20世纪向21世纪转型升级、更新换代的选项之一。该教材写道，国家权利是国家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以国家或社会的名义所享有的各种权利,如对财产的所有权、审判权、检察权、外交权等。为了实质上区分汉语权利与实际上存在、但当时还没有名称的未来权力，他在运用权利一词的同时，先后用了大权柄立法权柄施政权柄司律权柄来与汉语的权利形成对称。
织田万清楚地将公共权力归类于权利，同时承认此说未当，极可能是基于难以忘怀的汉语权利意识，但他当时还是坚持了这种公权的提法。[77]《法理学》编写组：《法理学》，人民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42、48、120 、123页。
[59] 欧阳谿：《法学通论》, 上海法学编译社1933年版，见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勘校版，第163—164页。他以拉丁文Supreme Potestas（最高权力）标注国权，认为国权分内政、司法、财政、军事、外务五个方面，权利只是国权在运用过程中确认的臣民享有的利益，并不包括公共权力（日语法学通常用担保权一词指称的现象中）。
权利这个诞生在1860年代的汉字名词从汉语的权利概念变异为和化的权利概念，近数十年又向汉语的权利概念回归的历史，以及和化的权利与汉语法学中法权的相互认同、归一，这些影响法学全局的变化都是、也只能是在单纯型概念的内部完成，就像生物实质性的改变只能在细胞内基因水平上完成一样的道理。这次研讨会若主要研究讨论以上问题当善莫大焉，但可惜研讨会在以上需要研究的问题上着力甚少，而是很快重新肯定了和化权利、回避了汉语权利以及汉语权利、权力的区别、联系和它们的相互关系等基础性课题。
这是法的核心问题，也是法学的一对基本范畴。（一）清朝末年和化权利返流中国和汉语权利的坚守笔者看到最早采用和化权利的汉语版《法学通论》是由留日归国的学者戢翼翚、章宗祥牵头编写的。汉语的权利一词1865年随《万国公法》从中国流传到日本，从日语法学角度看，它当然是一个外来词。[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188页。
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律现象逻辑联系的各个环节、法律的一切部门和法律运行的全部过程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的一切部门。[38]易言之，奥田义人通过这本大部头著作十分牢固地确立了和化权利的概念和观念，在当时的日本有相当的代表性。
[70]但法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学问呢？他认为不宜于把法学称为权利之学还是称法学是权利义务之学恰当一些。杨廷栋所着之《法律学》一书，系统地使用汉语权利概念、坚持汉语权利观念。
在两国宪法的上述权力条款下，任何公共权力，不论是职权、权限、公权力还是其他的名目，都在宪法权力一词的覆盖范围内。日本明治宪法、1949年前中国的宪法（包括临时宪法）中，都没有权力一词，但1946年通过的日本宪法和1949年后的中国历部宪法中，都不仅直接使用了权力一词，而且该名词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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